1950年10月，毛主席高瞻远瞩，作出重大决策，派遣我国军队奔赴朝鲜战场。彭德怀将军荣膺重任，被任命为志愿军总司令。19日，志愿军士气高昂，浩浩荡荡跨过鸭绿江，踏入朝鲜国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御外敌。然而，他们首先必须解决的，便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难题。

鉴于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携手并肩，共同投身战场，双方对指挥权的合理划分尤为关注，此问题亦演变为中朝两国之间的一大争议焦点。

毛主席在作出出兵的决策之后，即刻委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苏联，与斯大林同志就武器装备及空军支援等关键事宜进行商讨。此刻，中苏两国已就出兵的具体计划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尽管如此，鉴于形势的紧迫性，中朝双方并未对出兵后的指挥、通讯、补给、运输等一连串关键问题进行充分的协商，更未达成共识，这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分歧和争议埋下了潜在的隐患。

10月8日，毛主席向金日成同志发去了电报，正式宣布我国决定派遣志愿军赴朝鲜，同时指示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同志即刻前往沈阳，就志愿军入朝的诸多事宜进行细致的商讨与规划。

当夜幕低垂，朴一禹抵达沈阳，却对志愿军入朝的细节只字未提。反倒是，他多次催促志愿军尽快启程，并着重指出美国正源源不断地向朝鲜增兵，而朝鲜人民军已显露出力不从心的迹象。

面对我国代表所抛出的一系列疑问，朴一禹显然显得有些应对不及。在探讨志愿军入朝后的后勤补给事宜时，他仅能回应，志愿军在朝鲜境内实行统一的货币交易，即使用朝币，而后续的货币偿还将依据汇率计算。至于生活所需的柴草，则由当地政府负责统一采购，并按照市场行情进行供应。

朴一禹进一步阐释，金日成已迁往平壤北部的德川。在金日成抵达之前，他已代为传达其意愿，期望志愿军的指挥中枢能设在此地。此举彰显，在志愿军尚未出动之际，朝鲜方面已对部队的指挥布局进行了深思熟虑，尽管决策权依旧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

最初，金日成的构想显得相当简朴。他原本计划，在面临敌人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向我国寻求支援，希望我国能够派遣部队临时予以支持。据此，指挥权自然应当由朝鲜方面掌握。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首批进入朝鲜的中国志愿军人数竟高达26万，是朝鲜人民军的两倍之多，这一状况让他感到颇为棘手。

即便如此，他依旧坚决不愿将指挥权拱手相让。当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之时，他向彭德怀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作为志愿军的总司令，彭德怀则有着不同的战略思考。

实际上，在10月1日斯大林向我国发出的派遣志愿军入朝的电报中，便已点明了指挥权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志愿军应由我国指挥官统率，这一表述显露了斯大林对金日成指挥才能的些许疑虑。

继彭德怀进驻朝鲜之后，他搜集了大量战况情报。这些亲身体验让他对朝鲜的军事指挥能力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在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送的电报中，彭德怀直言不讳地指出：“朝鲜的征兵形势极为严峻，16至45岁的男性都必须入伍，征召工人家庭无人问津，而普通民众则面临饥荒……军事指挥显得过于稚嫩，他在19日下令坚守平壤，然而三万大军未能成功撤退多少……尽管朝方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活动，但对于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却持有反对意见……”

彭德怀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军由七个师团组成，其中第五、第六、第七师团均由我军中的朝鲜族老兵所构建。剩余的四个师团，原本隶属朝鲜旧军队，战前已全部换装苏式装备，战斗力之强，堪称一流。值得一提的是，由我国解放军改编而成的三个朝鲜师，其力量亦不容轻视。

自1949年5月始，金日成在访问我国期间向毛主席表达意愿，期望将驻扎于我国的朝鲜族解放军部队调回朝鲜。毛主席对此表示同意。同年7月，解放军的第164师与第166师便踏上归途，这两支队伍随后被重组为第5师团与第6师团。至于第7师团，主要由156师的朝鲜籍官兵组成，并吸纳了其他部队中的朝鲜籍士兵，于1950年春季再次返回朝鲜。

在这七个师中，前六个师的编制均为一万一千人，而第七师的编制则有所增加，达到一万二千人。与此同时，还配备了四万一千人的警备部队，苏联亦慷慨提供了七十四架各类飞机作为支援。

理应而论，朝鲜的军事实力并非微不足道。然而，其统帅的指挥才能却让人心生疑虑。在战争初期，第二师团奉命进攻江原道，却遭遇了韩6师的顽强阻击。与此同时，由解放军改编而成的第七师团已成功突破敌军防线。若朝方指挥官能下令第七师团从后方实施夹击，韩6师必将全军覆没。令人费解的是，朝方指挥官却反其道而行，命令第七师团接替第二师团的进攻任务，这种指挥决策实属罕见。

接获撤退令后，第七师团不得不重新部署战线，展开攻势。韩6师凭借地势之利，稳扎稳打，顽强抵御了三天，最终井然有序地撤离战场。相较之下，第二师团的伤亡率高达40%，而第七师团亦因连日激战，遭受了重大损失。

在洛东江的激战中，第七师团承受了极其惨重的伤亡。面对逆境，我方指挥官下达了突围的指令，却未派遣部队进行有效的断后防御，导致敌军得以凭借其便捷的交通网络，在我军第七师团撤退之际，便迅速切断了我们的退路。在这场战斗中，一些重伤员因无法行动，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肩负起抵御敌军的重任。而其他官兵则竭尽全力，强行突破敌军的封锁线，最终成功实现突围。此次战役，第七师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损失高达1.2，当撤退至德川时，人数锐减至仅有2000人。

正是一连串指挥上的失误所导致的挫败，彭德怀深刻体会到了指挥权归属问题的重要性。他曾对柴成文坦言：“我必须对中朝的人民，对这数以万计的英勇战士，担负起责任啊！”

彭德怀坚信，将我国军队置于朝鲜指挥体系之下，实属绝不可能，他肩负着守护数十万将士生命安全的重任。

关于朝鲜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彭德怀原本打算一并纳入管辖，毕竟统一指挥无疑将带来诸多优势。然而，考虑到不久前刚刚拒绝了金日成关于统一指挥的请求，此时再次提出此要求似乎并不适宜。一方面，我们对于朝鲜方面的具体立场还未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鉴于人民军的主力部队在战斗中遭受重创，分散的部队仍在境内接受整顿，而新组建的部队也尚未能迅速投入到战斗中。

10月21日，双方在大榆洞举行会晤之际，指挥权议题并未成为讨论焦点。然而，在彭德怀探讨两军协同作战事宜时，金日成对此表示赞同，并提出派朴一禹入驻志愿军司令部，以增强沟通与协调。不久后的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命令，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及党委副书记。

彭德怀敏捷地指挥志愿军展开了首场战役。但遗憾的是，由于指挥权的未能统一，战役中频繁出现协同失误，甚至发生了不幸的误伤事故。

在致毛主席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彭德怀多次指出中朝两国之间协调不畅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源于语言障碍、地形不熟悉，以及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引发的交通堵塞，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志愿军行军速度的减缓，进而错失了作战良机。

除此之外，各部队上报的误伤案例亦让彭德怀深感愤慨。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部对美第24师发动围攻时，不幸遭遇了奉命前往顺川的人民军坦克师误击。因39军对敌情判断失误，误判自身陷入两面夹击的困境，在慌乱中，美军趁隙将其从包围圈中成功逃脱。此类误伤事件在第一次战役中竟然多达十余起，倘若没有这些失误，志愿军的战果无疑会更加辉煌。

此外，在物资补给和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由于缺乏统一协调与指挥，局势变得一片混乱。彭德怀因此屡次在司令部内表露出愤怒的神色。

战争落幕之际，彭德怀受北京政府之命，委派我国驻外使节向金日成提出协调统一作战事宜的请求，同时亦期望能建议朝鲜人民军总部迁至更靠近志愿军总部的位置。

11月7日，彭德怀特意邀请朴一禹与金日成进行会晤，旨在就此次战役中凸显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寻求得到妥善解决。然而，遗憾的是，双方在会谈中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尽如人意。金日成虽同意指派参谋人员负责通讯联络与情报的互换，但对两军总部相互靠拢的提议坚决予以反对，更不倾向于实现两军总部的联合。

在这段时日里，彭德怀热切地向中央军委申请，恳请将消息转达给金日成，告知其人民军第6师团已与志愿军第125师顺利实现会合，共有6200余人参与。他希望金日成能够应允该师留驻，以便与志愿军共同抗敌。然而，金日成未顾及人民军的劳累状态，坚决决定将其调离。紧接着，第七师团逾5000人亦与125师汇合，彭德怀再次提出将此师留下，但金日成仍旧坚持拒绝。

金日成对中朝军队指挥权的坚持，或许源于他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坚定立场，不愿轻易将朝鲜军队的指挥权拱手相让，这一点尚且能够理解。然而，他刚刚经历了众多朝鲜部队的损失，却转而要求中国将志愿军的指挥权转交给他，这样的要求未免显得过于严苛。志愿军是根据朝鲜的邀请入朝参战的，历史上因指挥不统一而让敌人逃脱的案例屡见不鲜。金日成依旧固执己见，他的这一行为确实令人难以理解。

在作出派遣军队参战的决策时，我国政府明确强调中国军队的非官方性质。因此，在公开场合讨论部队指挥权问题时，我国始终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10月25日，有关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交战的消息一经公布，金日成便急切希望我国能够公开志愿军参战的消息，以期激发士气。

11月7日，在经过一番深入的研讨之后，毛主席下达了批示，强调在金日成的演讲中，可以适当提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统一指挥下，与侵略者展开协同作战”，但同时应避免过分渲染。在给金日成的回复中，周恩来总理特别提出，应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正式称谓，而非“中国志愿军”。

“在朝鲜人民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了战斗。”

此类观点无不源于对国际形象的考量。毛主席和彭德怀未曾萌生将军队交由朝鲜指挥的念头。即便斯大林，也更倾向于我国自主指挥。由此看来，金日成的想法显然带有某种偏见。

不日，毛泽东同志向金日成同志发出紧急电报，建议其即刻与彭德怀将军、高岗同志举行会晤，共同商讨中朝联军协同作战的具体事宜。此次会面的核心议题，便是明确军事指挥权的分配与归属。

11月15日，金日成与什特科夫应邀抵达志愿军总部。与此同时，高岗也特地从沈阳赶来，抵达朝鲜。会议一开始，彭德怀便直言不讳地提出，两军必须实施统一指挥。他性格直率，言辞间难免有些锋芒毕露，以至于金日成的面色略显沉重。

目睹此景，高岗立刻展开说明，强调朝鲜半岛地形狭长，若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战役的进展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以第一次战役为案例，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与此同时，什特科夫也接到了斯大林的明确指令，坚定地主张军队应由中方统一指挥。他批评朝鲜人民军虽装备优良，却未能取得胜利，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则凭借装备上的劣势，成功击败了敌军大量兵力。什特科夫坚信，中方的指挥决策无误，其正确性无可置疑。

由他、金日成及什特科夫三人共同构成的团队，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协商以及统一指挥。

针对此次建议，金日成尚未明确表态，什特科夫亦表示需向上级斯大林汇报，因此暂时无法给出答复。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致决定，待第二次战役落幕之后，再行展开深入的探讨。

此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便远在北京，毛主席亦不得不向莫斯科发送电报，期望对方能够给出明确回应。在11月13日的电报中，他向斯大林转达了彭德怀的提议，并诚挚地建议，若斯大林表示赞同，恳请其对什特科夫与金日成下达相应的指令。

毛主席强调：“当前形势下的核心任务是，朝、苏、中三国驻当地的高级领导必须紧密团结一致，确保在军事决策上形成统一意见。同时，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应实现高效配合，并遵照您的提议，将大规模的朝鲜军队与中国志愿军进行混合编组。若此举措得以实施，胜利将指日可待。”

17日，毛主席在收到斯大林的回复后，立刻向彭德怀和高岗发出电报，告知斯大林已明确表示同意，将全力支持我国同志对军队的统一指挥。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将这一重要信息传达给了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此外，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表达了对统一指挥的支持态度。毛主席特别叮嘱彭德怀要密切关注金日成的反应。

鉴于斯大林已表示支持，金日成提出亲自前往北京，与毛主席进行深入商谈。12月3日，毛主席热情地接见了金日成。在会谈中，金日成透露，斯大林已通过电报明确指出，中朝军队应实施统一指挥。考虑到中国志愿军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提议由我国同志担任指挥的正职，朝鲜同志担任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对此方案也已达成共识。

不久之后，毛主席向金日成透露了消息，强调中国方面将委派彭德怀担任司令员一职，并兼任政治委员。金日成随即提出，建议由金雄出任副司令员，朴一禹担任副政治委员。经过一番商议，双方达成共识，今后联合发布的命令将共同由彭德怀、金日成和朴一禹三人联名签署。而对于志愿军独立发布的命令，则将继续维持原有的署名习惯。

自联合司令部成立以来，它全面负责所有作战事务以及前线的各项行动调度与指挥。与此同时，后方所需的动员、训练及警备等工作依旧由朝鲜方面独立承担。

“人民军所展现的英勇无畏与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以及其严格遵循的苏军军事管理模式，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积极吸纳。”

截至1951年4月15日，我国培养的部队已纷纷重返朝鲜战线的各个战场。当时，朝鲜人民军下辖七个作战军团，其中四个军团接受联合司令部的统一调遣，而余下的三个军团则由朝鲜方面自主指挥。

统一指挥权到手后，彭德怀在后续的战斗中指挥自如，游刃有余。他精心策划，巧妙指挥，使得我军部队大败联合国军，取得了战役的辉煌胜利。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军成功扭转了之前的被动局面，在第四、第五次战役中展现出卓越的战斗力，赢得了联合司令部的高度评价。

在斯大林的干预下，双方军队的指挥权纷争得以圆满解决。金日成需深思熟虑的是国家的独立与尊严，而我方则将重心放在战争的胜负之上。在指挥经验和综合能力方面，彭德怀略胜金日成一筹，正是基于这一优势，斯大林才同意了毛主席的请求。

彭德怀将军一生征战沙场，其卓越的指挥才华早已广为人知。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与蒋介石的军队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激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晋升为八路军副总指挥，多次与日军交锋，威名远播。解放战争时期，他再度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击败了胡宗南、青宁二马等众多敌人。毛主席更是以诗赞颂他为“彭大将军”，其指挥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审视金日成，其军事生涯最高职位不过是营长，他所指挥的战役寥寥可数，显得颇有纸上谈兵之嫌。这一点，从朝鲜战争初期朝鲜军队的战果中便可略见一斑，其指挥才能显得颇为平庸。

指挥十万雄师与统率数百兵卒，其间差异显而易见。尤其是志愿军入朝的总司令彭德怀，在出征之前，无人敢接此重任，直至他毅然挺身而出，主动请缨，这一勇敢之举，正是毛主席所极为赞赏的。

众人之所以踌躇于接受司令员的重任，实因忧虑与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胜算难以预料。然而，彭德怀素以勇往直前著称，即便在踏上征程之时心中尚存疑窦，他心中唯一的牵挂，便是要对那十万之众的志愿军战士负责。若将他们置于朝鲜方面的指挥之下，依他入朝以来的所见所闻，如此指挥能力恐怕只会将这支大军引向绝境。

局势逐渐清晰，彭德怀凭借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将被誉为“世界第一”的美军从顶峰拉下，同时也使我国军队赢得了全球的赞誉。从此，世界上再无任何国家胆敢妄言其陆军能超越中国陆军，因为，它无疑是地球上最强大的陆军。这场辉煌的胜利，也使彭德怀荣登世界五大元帅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