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窗外的烟囱静静伫立，刘英已经七个月不敢开窗通风，而一墙之隔的固安恩菲环保公司教育基地里，一群孩子正在为垃圾变能源的科技奇迹欢呼雀跃。

河北玉田县东九户村的刘英站在家门口，眼前是一条五米宽的土路，对面就是天津蓟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那味特别浓，特别臭！”她紧锁着眉头，“一到晚上味更冲。”七个月来，她基本不敢打开自家的窗户。

与此同时，在仅隔百余公里的固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中央控制室内，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种工艺参数和烟气排放指标，这些数据不仅与国家、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还在厂区门口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01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短缺，环保进程中的新困境

“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最近，一则相关话题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获得10万+的点赞、收藏和转发。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垃圾处理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反转——从曾经的“垃圾围城”到如今的“垃圾短缺”。

留心观察，“垃圾荒”早有迹象。有些地方重新挖开填埋场，挖出陈年垃圾再焚烧；有的焚烧厂采取“烧三停一”策略，降低运营成本；更有的地方跨区域争抢垃圾，甚至给物业公司开出“介绍费”。

这种转变背后，是中国垃圾处理能力的巨大进步。以江苏为例，目前全省建设各类垃圾处理利用设施200余座，其中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位居全国第二，厨余垃圾处理基本实现县以上城市全覆盖。

在前端，循环经济政策和限塑减塑措施初见成效；在中端，收运、转运系统日益精细化；在末端，多层次处理体系逐步形成。这些进步共同推动中国走出了一条垃圾治理的新路径。

02 技术光环下的居民困境：当环保设施成为邻居

固安恩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是环保技术进步的典范。该公司每天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服务固安县域13个乡镇园区，每日发电量可满足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约10万吨，相当于多种植100万棵树。

在固安恩菲的科普展厅里，孩子们可以近距离了解生活垃圾从“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能源”的蜕变过程。布袋除尘器滤袋是耐高温耐酸碱的纯PTFE覆膜布袋，具有极强的过滤性能，除尘率达99.99%，相当于给烟气戴上了“N95口罩”。

然而并非所有焚烧厂都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在河北玉田县东九户村，刘英和附近6个村庄的数千名村民已经为“搬走”家门的垃圾焚烧厂奔波了7个月。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厂的环评报告称曾在周围10个村发放200份公众意见调查问卷，96.5%的被调查村民同意建设该项目。而如今，属于河北的6个村庄的村委会表示村民从未见过相关项目公示，并质疑调查结果造假。

03 健康阴影：看不见的污染物与看得见的恐惧

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复杂而深远。不同污染物对人体造成的影响各异，但共同特点是危害性大，影响部位广泛。

受到空气污染影响的人群可能出现咳嗽、流泪、咽喉痛、头痛、胸闷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心脏疾病和肺功能衰竭。国内媒体曾报道，一名只有8岁的小学生被确诊为肺癌，医生调查后认为罪魁祸首应该是空气污染。

湖南平江县塔兴村的居民则面临着另一种担忧。当地垃圾焚烧发电厂产生的炉渣含有铜、锌、砷、汞、镉等重金属有害物质，未经妥善处理就裸露堆放。村民们担心：“经雨水冲刷，会对菜土、农田甚至地下水造成影响。”

在江苏泰州江安镇，居民们忍受着垃圾堆放点频繁焚烧带来的浓烟。“已经持续了三四年”，一位张姓居民表示，“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让人感到窒息。”调查发现，问题根源是一些企业为节省处理费，偷偷将工业垃圾倾倒于此。

04 技术与管理之间的鸿沟：理想照不进现实

东莞的经历展示了垃圾处理问题的复杂性。凤岗镇一座高达10余米、常年恶臭的垃圾山曾是当地居民的“心头之恨”。每天，这个简易填埋场新增近200吨生活垃圾，产生的渗滤液在无处理状态下部分渗入距此不足3公里的石马河。

当该地区唯一的垃圾焚烧厂停产技改时，周边镇域的生活垃圾一时“走投无路”。想关停垃圾场却无能为力，只能眼见“垃圾山越堆越高”，这是石马河流域垃圾处理危机的缩影。

在松山湖南部片区，小区业主多次反映深夜频现烧焦异味。经过多轮排查，执法人员在大朗镇水平村附近山头发现深山里一家无证照黑工厂。该厂通过焚烧废电路板、废电线等含金属的废旧料提取有价值金属，焚烧产生的大量烧胶废气被吹至小区后不易扩散。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规定，废电路板属于危险废物。该黑工厂涉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依法将面临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05 寻找平衡点：两只手的艺术

面对“垃圾焚烧厂吃不饱”的现象，专家指出要“吃得刚好”，就要用好“两只手”。

一只是市场力量。应对“吃不饱”，需要打通垃圾收运环节、强化产业链协同、裁汰落后产能等，推动焚烧厂从“政策依赖型”转向“价值创造型”。

另一只是行政力量。要打破区域市场壁垒，精准科学统筹规划，在垃圾焚烧厂审批、建设中，进行区域统筹、协调，推行跨区域联合焚烧，防止供需两端失衡。

垃圾焚烧项目“落地难”一直是困扰城市管理的难题。2014年，深圳市市长许勤曾在市政协会议上感慨：“深圳规划的一座5000吨日处理量的垃圾焚烧厂，由于遭到各方抵制，至今项目仍未落地，选址选到哪儿，哪儿就反对。”

广东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房庆方指出：“石马河治污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要么面临巨额资金投入，要么面临征地拆迁难题。”

固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门口的大屏幕上，实时排放数据不断刷新。王星助理指着屏幕说：“我们采用国际先进的烟气净化系统组合，确保排放全面优于国标。”该厂已被列为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去年接待了700多名参观者。

而在蓟县垃圾焚烧厂一墙之隔的东九户村，几位老人围坐树下摇着蒲扇。“当初说技术多先进，现在晚上偷排谁知道？”一位大爷的话引得众人点头。他们身后，崭新的“坚决抵制污染企业”横幅在夏日微风中轻轻摆动。

垃圾焚烧厂与居民区的距离，丈量着现代社会发展中环保承诺与现实困境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