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我们是技术人员，参照国际法应享受平民待遇！”

1945 年 8 月 19 日，奉天陆军通信所内，松井美穗高举证件嘶吼，可苏军士兵的冲锋枪已对准她们。

她以为失去身份已是极限，直到得知维拉少校的“特殊管理方法” 才刚启动第一步。

那让人生不如死的第二步，究竟藏着怎样的恐怖？

这些女俘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

01 1945 年 8 月 19 日 奉天

宫本千代在1943 年关东军密码破译竞赛中获得甲级证书，能熟练操作 “九七式” 密码机，单日最高处理加密电报 62 份。

1945 年 8 月 16 日至 19 日，她向满洲里、海拉尔等地转发关东军参谋部指令 39 份，内容涵盖 “军用物资向朝鲜半岛转移”“非战斗人员集中管控”“密码本销毁流程” 等。

这些电报的签发部门均为关东军第2 课，底稿封存编号 “奉密电第 512 号”，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

8 月 19 日苏军远东第 1 方面军步兵第 36 军的装甲车撞开奉天陆军通信所侧门。

车轮碾过电话线的脆响传到耳中时，宫本千代刚完成最后一份电报的加密：“即刻停止所有民用通信监听，设备按丙级方案处置”。

通信室内9 名女操作员被苏军士兵勒令离开岗位。

松井美穗掏出印有“帝国陆军技术部” 字样的证件，用日语喊道：“我们是技术人员，参照国际法应享受平民待遇！”

苏军中士安德烈・科瓦廖夫端着冲锋枪，用刚学的日语回应：“在满洲的土地上，没有平民技术员。”

这句对话被在场的奉天电报局职员周明远记录在《沦陷结束日记》中，日期标注为8月19 日。

宫本千代注意到科瓦廖夫的袖章，突然想起1942 年在鞍山钢铁厂见过的苏联战俘，他们的制服上也有类似的红色标识。

她的翻领被扯下时，露出里面缝着的“奉天特科通信队” 番号，这是 1941 年她从日本本土调来后绣上的。

当日，她们被押上嘎斯51 型卡车。

车厢内共有29 名女俘，根据苏军战地登记册记载，其中 16 人是密码员，8 人是陆军医院助产士，5 人是开拓团文书。

车辆驶过浪速通时，宫本千代看到奉天神社门前的“圣战必胜” 旗帜被撕碎，旁边的关东军物资仓库正冒出黑烟，这一场景被英国路透社记者摄入镜头。

02 1945 年 8 月 26 日 - 9 月 11 日 转运列车

8 月 26 日正午517 名女俘被赶上编号 “М-729” 的闷罐列车，该车原属西伯利亚铁路货运段，用于运输煤炭。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每节车厢标准载重12 吨，实际装载 34 名女俘，车厢角落仅设两只铁皮桶作为卫生设施，顶部通风窗面积 0.25 平方米。

宫本千代的对面是小林郁子，开拓团成员，1939 年随家人迁居四平，被俘时 16 岁，登记编号 “苏俘女第 6103 号”。

8 月 29 日郁子用发簪在车厢木板上刻下 “家乡” 二字，问：“千代姐，你有糖吗？我头晕得厉害。”

宫本千代摸出衣袋里的薄荷糖，这是1944 年获得 “模范通信兵” 称号的奖品。

根据苏军战俘运输规定，每日供应120 克粗粮饼和 600 毫升饮用水，但实际发放量仅为标准的 55%。

9 月 2 日车厢内出现麻疹患者，首个发病的是助产士铃木春子，体温测得 40.1℃，无任何治疗药品。

9 月 4 日列车在乌兰乌德车站停靠补给。宫本千代透过通风窗看到站台上的苏军军官正在核对名册，木板上用炭笔写着：“途中减员 12 人，现有 505 人”。

该记录出自列车押运官瓦连京・彼得罗夫的《战俘转运报告》，现存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9 月 9 日小林郁子开始咳脓痰。宫本千代将自己的粗布外套撕成碎片裹在她胸口，这件外套是 1943 年关东军统一发放的冬季制服。

当天车厢内的异味引发苏军士兵不满，他们向车厢内投掷消毒粉，导致4 人出现呼吸道灼伤。

9 月 11 日列车抵达伊尔库茨克车站。车门打开时，气温计显示零下 3℃，夹着冰碴的北风灌进车厢。

根据734 号劳改营《新俘接收档案》，此时 517 名女俘仅剩 472 人，45 人在运输途中死亡，死亡率达 8.7%。

月台上的彼得罗娃少校出示了苏联战俘管理总局第23 号令，用俄语和日语交替宣读：“依据 1945 年 9 月 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你们被归类为丙级战俘，须承担战时赔偿性劳动。”

她的领章显示为内务部队少校军衔，档案编号“И-841”，负责管辖 734 号营的 1100 名女俘。

03 1945 年 9 月 12 日 734 号劳改营

“入营登记” 在营区第 2 号建筑进行，该建筑原为帝俄时期的粮食仓库，面积 760 平方米，墙体留有 1919 年内战时期的弹孔。

根据营区行政档案，9 月 12 日当天共有 198 名新俘接受审查，分为 6 组进行身体检查。

当日苏联女管理员安娜・斯米尔诺娃用俄语命令：“交出所有随身物品，包括金属制品和纸张。”

她的工作证件编号为“营管第 621 号”，从事战俘管理工作已有 6 个月。

松井美穗攥着父亲的钢笔不肯松手，“这是私人财物，你们无权没收！”

彼得罗娃少校走过来，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文件：“1944 年 3 月，你父亲所在的部队在通化强征 28 名当地妇女充任‘战地后勤员’，其中 9 人下落不明。这份证词由满洲省委存档，编号‘通证字第 47 号’。”

这段对话被营区书记员记录在《入营训话记录》中，末尾有彼得罗娃的签名缩写“Е.П.”。

“1942 年，关东军在辽源设立的‘特别移送部队’，将 300 多名中国人送往 731 部队。”

彼得罗娃继续说道，“你们享受的待遇，正是对这些罪行的回应。”

松井美穗听完瘫坐在地，这一场景被营区军医德米特里・伊万诺夫记录在《战俘健康状况日志》中。

宫本千代进入检查室后，医用酒精浓度为75%，按苏联内务部 1945 年第 18 号指令执行消毒。

她的发髻被剪刀剪开时，听到隔壁传来压抑的哭声，是小林郁子的声音。

剪刀型号为“列宁格勒 - 3 型”，刀刃长度 12 厘米，属于营区医疗物资登记清单中的常规器械。

检查耗时32 分钟，宫本千代的手臂被酒精擦拭得脱皮。她领到的囚服编号为 “734-0619”，亚麻材质，经纤维检测含棉量仅 9%，现存于俄罗斯军事历史博物馆。

根据《734 号营服装发放台账》，这批囚服共制作 12000 件，衣长统一为 150 厘米，无尺码区分。

之后宫本千代与小林郁子在营房外相遇。两人的头发被剪得参差不齐，灰色囚服套在身上，身形差异完全被掩盖。

营房内的通铺床宽1.2 米，每床容纳 4 人，28 人挤在 16 平方米的空间里，这是苏联战俘管理总局 1945 年 8 月发布的《劳改营住宿标准》所规定的。

宫本千代摸出藏在鞋底的小纸片，上面是她提前抄下的家人地址。

这是她仅存的念想，却不知道营区规定所有私人信件均需经过三层审查。

根据营区保密条例，战俘的所有个人信息均被抹去，仅保留编号，宫本千代的代号为“619 号”。

当天下午，彼得罗娃少校在营区操场召开动员大会。她站在木箱搭成的高台上，用日语宣布：“每日劳动时长为 14 小时，完成工作量可得 250 克面包，未完成者扣除当日口粮的三分之二。”

这句话被收录在《734 号营战俘管理条例》第 8 条，条例扉页盖有 “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分部” 印章。

宫本千代看到操场围网上的警示牌，用俄文和日文写着“劳动即是赎罪”。

风穿过铁丝网的呼啸声，与列车行驶的轰鸣重叠，让她陷入短暂的恍惚。

她不知道这种恍惚将成为未来日子里的常态。

04 1945 年 9 月 13 日 劳动现场

凌晨，集合号响起。宫本千代和其他女俘在8 分钟内整理好铺位，随后排队前往取水点。

每个水龙头对应15 人，每人分配的洗漱用水为 400 毫升，这是依据《劳改营卫生管理细则》制定的标准。

早餐时，宫本千代领到250 克黑面包和一碗麦麸粥。

面包的水分含量为18%，粥里的谷物经鉴定为当地产的燕麦，这是营区后勤处《每日膳食记录》中的内容。

小林郁子喝粥时嘴角流血，她的口腔溃疡已被列入营区病患名录，编号“外第 218 号”。

之后劳动队伍出发前往矿石场。

根据营区《劳动任务分配表》，宫本千代被编入第5 组，负责将铁矿石搬运至粉碎车间，每日定额为 12 筐，每筐重量不少于 25 公斤。

每组配备1 名监工和 1 台弹簧秤，用于称重和记录。

上午气温降至零下1℃。小林郁子搬运第 7 筐矿石时滑倒，额头撞在岩石上渗出血。

监工尼古拉・沃罗宁用俄语呵斥：“5 分钟内继续工作，否则今天不准吃饭。”

宫本千代扶着郁子站起来，替她扛起矿石筐。

郁子虚弱地说：“千代姐，我实在走不动了。”

“再坚持两小时就到休息时间。” 宫本千代回应。这是她们当天唯一的交流。

中午午餐时间为20 分钟。每人领到 200 克冻萝卜，需用石块砸开食用。

根据营区《物资消耗统计报表》，9 月 13 日共消耗萝卜 380 公斤，黑面包 120 公斤，平均每人热量摄入为 720 千卡，仅达到苏联最低生活标准的 35%。

下午第8 组的助产士铃木春子突然抽搐倒地。营区军医伊万诺夫检查后，在《死亡登记薄》上记录：“铃木春子，26 岁，死因：急性败血症引发多器官衰竭。”

这是9 月 13 日的第 2 例死亡记录，该登记薄现存于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档案馆。

宫本千代在傍晚完成定额，她的工作量被沃罗宁记录在《劳动成果汇总表》中，评定为“达标”。

返回营区时她看到操场角落堆放着4 具盖着草席的尸体，等待次日掩埋。

根据《734 号营月度死亡率报告》，1945 年 9 月营区死亡率为 14.1%，较男性战俘营高出 5.3 个百分点。

晚餐后，女俘们被带回营房。彼得罗娃少校的助手科瓦廖夫中尉前来点名，他拿着名单念道：“619 号，出列。”

宫本千代站起身，科瓦廖夫用俄语说：“你有密码工作经验，从明天起负责营区物资统计，工作地点在管理处办公室。”

这句话让她瞬间怔住，直到被士兵带走时，还能听到小林郁子的喘息声。

管理处办公室的炉火在燃烧，室温维持在16℃。

科瓦廖夫递给她一叠表格：“按要求统计这些数据，明天早晨交给我。”

表格包括《每日矿石产量表》《药品消耗清单》《战俘增减登记册》等，最上面的表格日期标注为1945 年 9 月 13 日。

宫本千代坐在木桌前，拿起炭笔开始填写。

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让她想起操作密码机的日子。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她清楚，这只是734 号营生活的开端。

05 1945 年 9 月 14 日 管理处办公室

凌晨，宫本千代完成了数据统计。她算出9 月 13 日全营共开采矿石 28 吨，消耗青霉素 12 支，新增病患 31 人。

这些数据将上报至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局，档案编号为“В-734-0914”。

清晨，科瓦廖夫前来取表格。他翻阅后说：“619 号，数据准确，以后由你负责所有统计工作。”

他递给她一块100 克的麦饼，这是营区对 “高效工作者” 的奖励，依据《劳改营奖惩办法》第 4 条发放。

宫本千代回到营房时，小林郁子还在昏睡。

她将麦饼掰成三块，留两块放在郁子枕边。

起床号响起后，郁子睁开眼，看到麦饼后哽咽道：“千代姐，我昨晚感觉身体都凉了。”

“我现在在管理处工作，以后能想办法多拿点吃的。” 宫本千代说。这句话让郁子的眼睛泛起微光。

当天上午，宫本千代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734 号营的设立批文。

文件显示，该营于1945 年 8 月 25 日成立，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初期关押男俘 600 人，9 月 9 日接收首批女俘 472 人，最大容纳量为 1300 人。

批文末尾的签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局长 格里高利・波波夫”，日期为 1945 年 8 月 20 日。

下午彼得罗娃少校来到办公室。她指着墙上的图表说：“这里是采矿区，那里是铁路货运站，你们的劳动成果将用于修复战争受损的工厂。”

图表上用蓝笔标注着“月度生产目标：800 吨矿石”，这是根据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 1945 年第 512 号指令制定的。

“你们的劳动时长直接折算为战争赔偿额度。” 彼得罗娃说，“根据 1945 年 9 月的双边协议，每名日本战俘需完成 2000 个劳动日，才有资格进入遣返名单。”

这句话被宫本千代记在偷偷藏起的纸片上，后来这些纸片被整理成5 本笔记。

傍晚宫本千代领到两份晚餐，她将其中一份带给小林郁子。

郁子吃着面包说：“千代姐，我今天只搬了 5 筐矿石，监工没罚我。”

“以后我跟监工说你帮我整理数据，不用去采矿场。” 宫本千代说。她知道这违反营区规定，但看着郁子苍白的面容，还是做了决定。

当天夜里，营区响起枪声。

宫本千代从窗口看到2 名女俘被押往围墙边，科瓦廖夫说她们藏起了劳动工具试图反抗。

不久后枪声再次响起，随后恢复寂静。这件事被记录在《营区突发事件报告》中，日期为9 月 14 日报告写道：“处决抗命战俘 2 名，以正营规。”

宫本千代捂住郁子的嘴，不让她发出声音。

她明白在734 号营，活着比死去更需要毅力。

是的，那个曾经的宫本千代已经死了，死在了闷罐车里，死在了这个充满消毒水味的“洗礼室” 里。

但她们都想错了。

这仅仅是“特殊管理方法” 的第一步：剥夺身份。

维拉少校为她们准备的第二步，将让她们明白，有时候活着比死亡需要更大的勇气。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她们终身难忘……

06 1945 年 9 月 15 日 劳动管控升级

清晨，宫本千代在管理处办公室整理文件时，发现《734 号营劳动管控细则（修订版）》。

文件显示从9 月 15 日起，所有女俘需实行 “劳动积分制”，每日基础积分为 10 分，完成定额得 10 分，超额部分每 10% 加 2 分，未完成则按比例扣分。

积分每月结算，累计低于280 分者，扣除当月口粮的 50%，连续两个月低于 280 分，将被调往 “特殊劳动区”。

该细则由维拉少校签发，日期标注为9 月 14 日，存档编号 “营管字第 17 号”。

上午科瓦廖夫中尉带来新的《劳动任务分配表》，矿石场各组每日定额从12 筐提升至 15 筐，每筐重量标准不变。

宫本千代注意到，表格备注栏写着“特殊劳动区需完成 20 筐 / 日”，她向科瓦廖夫询问 “特殊劳动区” 位置，对方仅回应 “按规定执行即可”。

10 时许营区广播响起通知，要求所有女俘在午餐后前往操场集合，领取 “劳动积分卡”。

积分卡为纸质，印有编号、姓名栏（已预先填写代号）和月度积分记录格，由安娜・斯米尔诺娃负责发放。

小林郁子领到的积分卡编号为“734-6103”，她看着卡片上的 “最低积分线 280 分”，对宫本千代说：“15 筐矿石我肯定完不成，怎么办？” 宫本千代只能让她先尽量完成，自己会想办法。

下午矿石场监工数量增加，每组从1 名增至 2 名，新增监工携带秒表，记录女俘搬运矿石的时间。

尼古拉・沃罗宁对第5 组女俘说：“超过 5 分钟未返回搬运点，扣 1 分 / 次。”

宫本千代观察到，其他组已有3 名女俘因速度慢被扣分，积分卡上用红笔标注 “-2”“-3”。

傍晚收工时，第5 组仅宫本千代和 2 名身体强健的女俘完成 15 筐定额，小林郁子只完成 9 筐，被扣 6 分，积分卡显示 “4 分”。

沃罗宁在《每日劳动积分报表》上记录：“第 5 组完成率 60%，扣分人数 8 人，平均积分 5.2 分”，该报表需每日上报维拉少校。

返回营房后，宫本千代找到负责积分统计的苏联女工，试图为小林郁子调整积分，对方表示“按实际劳动量记录，无法更改”。

当晚小林郁子因担心被扣口粮，整夜未眠，宫本千代只能将自己的半块黑面包分给她。

07 1945 年 9 月 18 日 “特殊劳动区” 揭秘

9 月 18 日营区张贴《积分公示表》，显示 9 月 15 日 - 17 日三天积分，共有 19 名女俘累计积分低于 30 分，其中包括小林郁子（累计 18 分）。

公示表下方注明“9 月 19 日将上述人员调往特殊劳动区”。

宫本千代向彼得罗娃少校请求留下小林郁子，称其可协助整理办公室文件，彼得罗娃回应：“积分制度适用于所有战俘，除非她能在一天内补足积分差额。”

宫本千代计算，小林郁子需在9 月 18 日完成 32 筐矿石才能补足差额，这显然不可能。

当天下午宫本千代借整理物资档案的机会，找到734 号营的营区地图。

地图显示“特殊劳动区” 位于营区西北侧，与主矿区相隔一道铁丝网，标注有 “伐木区”“采石场” 字样，旁边用红笔注明 “劳动强度：特级”“口粮标准：150 克 / 日”。

档案中《特殊劳动区管理规定》记载，该区域战俘每日劳动时长16 小时，无休息日，医疗物资仅配备绷带和碘酒，死亡率约 20%/ 月。

傍晚宫本千代将“特殊劳动区” 的情况告知小林郁子，郁子哭着说：“我宁愿死也不去那里。”

宫本千代想起自己藏在鞋底的纸片，上面有家人地址，她突然萌生带着郁子逃跑的想法，但很快意识到营区四周有铁丝网和岗哨，逃跑成功率极低。

9 月 19 日清晨，19 名女俘被苏军士兵押往特殊劳动区。宫本千代在办公室窗口看到，特殊劳动区的战俘穿着更破旧的囚服，手持沉重的斧头和撬棍，在监工的呵斥下伐木、采石，有 2 名女俘因体力不支倒下，被监工拖至角落，无人救治。

当天下午维拉少校来到管理处，查看特殊劳动区的《首日劳动报告》。

报告显示19 名女俘中已有 1 人晕倒，3 人申请减少劳动量被拒。

维拉在报告上批示：“加强管控，确保每日劳动量达标”，随后对宫本千代说：“这就是不遵守规则的下场，积分制度会一直执行。”

宫本千代看着维拉冷漠的神情，意识到“特殊管理” 第二步的核心是通过劳动管控和积分压迫，摧毁女俘的抵抗意志，让她们彻底服从。

08 1945 年 9 月 25 日 心理压迫与举报机制

9 月 25 日营区推行 “举报奖励制度”，由安娜・斯米尔诺娃在操场宣布：“任何战俘举报他人消极怠工、私藏物品、传播负面言论，经核实后可获得 5-10 分积分奖励，被举报者扣除 20-50 分，情节严重者直接调往特殊劳动区。”

制度推行当天，就有女俘举报同屋战俘私藏半块饼干，经搜查确认后举报者获得5 分积分，被举报者扣除 20 分，积分卡显示为负分。

宫本千代发现，女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原本相互帮助的同伴，如今彼此提防。

下午科瓦廖夫带来《战俘言论记录册》，要求宫本千代整理近期女俘的“不当言论”。

记录册中，有女俘抱怨“劳动量过大”“口粮不足”，均被监工记录在案，涉及的女俘已被扣除 10-15 分。

宫本千代在整理时，故意遗漏了部分轻微抱怨的记录，却被科瓦廖夫发现，警告她“若再隐瞒，将扣除其积分”。

当晚营房内出现匿名举报信，称“有人计划逃跑”。

苏军士兵对所有女俘进行搜查，未发现逃跑工具，但仍有3 名被举报的女俘被扣除 30 分，其中 1 人因累计积分过低，次日被调往特殊劳动区。

宫本千代意识到，举报机制不仅是管控手段，更是制造恐慌、让女俘自相残杀的工具。

9 月 26 日宫本千代在整理档案时，发现《心理管控方案》，方案中写道：“通过举报制度、积分惩罚、特殊劳动区威慑，使战俘产生恐惧心理，丧失团结意识，从而达到稳定管理的目的。”

方案落款为维拉少校，日期为9 月 20 日。

当天下午小林郁子从特殊劳动区传来消息，她托其他战俘带话，称“那里每天都有人倒下，请求宫本千代想办法救她”。

宫本千代看着积分报表，自己的积分虽足够，但无力帮助郁子，只能在夜晚偷偷写下郁子的情况，藏在文件柜的角落。

09 1945 年 10 月 5 日 医疗资源的剥夺

10 月 5 日，气温降至零下 8℃，营区患病女俘数量增多。

宫本千代在整理《病患登记册》时发现，9 月下旬至 10 月 5 日，新增病患 67 人，其中感冒、冻伤患者占比 70%，但营区医疗物资仅剩余青霉素 8 支、感冒药 20 片、冻伤膏 5 管，且仅供应给 “劳动积分前 20% 的战俘”。

上午第3 组的女俘佐藤澄江因重感冒发烧至 39℃，向医务室申请药品，被医生以 “积分未达前 20%” 为由拒绝。

佐藤澄江只能躺在营房内，靠其他女俘分享的热水缓解症状。

宫本千代找到医务室医生，请求为佐藤澄江发放药品，医生表示“按《医疗资源分配细则》执行，无特殊情况不得破例”。

下午维拉少校召开医疗工作会议，在会上强调“医疗资源优先保障高积分战俘，确保劳动效率”。

会议记录显示，“低积分战俘若患病，仅提供基础护理，不发放药品，若无法劳动，调往特殊劳动区”。

宫本千代作为记录员，将会议内容整理成文件，存档编号“医管字第 9 号”。

10 月 6 日佐藤澄江病情加重，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宫本千代再次向医务室求助，医生仍拒绝发放药品。

当天傍晚佐藤澄江去世，营区军医在《死亡登记册》上记录：“佐藤澄江，28 岁，死因：重感冒引发肺炎，无药品治疗。” 这是 10 月以来第 5 例因缺乏药品死亡的病例。

宫本千代看着死亡登记册，想起自己曾经的“模范通信兵” 身份，如今却连拯救同伴的能力都没有。

她在整理文件时，发现特殊劳动区的《死亡报告》，10 月 1 日 - 6 日已有 7 名女俘死亡，死亡率达 18%，与档案中记录的 “20%/ 月” 接近。

10 月 7 日宫本千代收到小林郁子的最后消息，称 “自己已无法行走，可能活不过几天”。

宫本千代在办公室偷偷哭泣，却被进来送文件的彼得罗娃少校看到，彼得罗娃警告她：“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同情战俘，她们都是战争罪犯。”

10 1945 年 10 月 15 日 “特殊管理” 的后续管控

10 月 15 日营区推行 “劳动分组轮换制”，将女俘分为 A、B 两组，A 组负责矿石开采，B 组负责木材运输，每 10 天轮换一次，且两组劳动定额均提升 10%。

宫本千代在《劳动轮换通知》中看到，“轮换制旨在避免战俘适应单一劳动，确保劳动效率稳定”，通知由维拉少校签发。

上午宫本千代跟随科瓦廖夫前往木材运输区查看，发现该区域劳动条件更恶劣，需将原木从山林搬运至铁路支线，路程长达3 公里，且路面结冰，多名女俘滑倒受伤。

监工手持鞭子，对速度慢的女俘进行抽打，现场有2 名女俘被抽至流血，仍需继续劳动。

下午宫本千代整理10 月上旬积分报表，发现仅有 12 名女俘积分达到 280 分，其余女俘均有不同程度扣分，其中 32 人累计积分低于 100 分，面临调往特殊劳动区的风险。

她在报表上标注“积分达标率 15%”，并附上建议 “适当降低定额”，但被维拉少校驳回，批示 “继续执行现有标准”。

当晚营区广播通知“10 月 20 日将对积分低于 100 分的战俘进行处理”，引发女俘恐慌。

有女俘试图向宫本千代行贿，希望她修改积分，被宫本千代拒绝，她知道一旦修改，自己也会受到惩罚。

10 月 16 日特殊劳动区传来消息，小林郁子已于 10 月 14 日死亡，死因是 “营养不良引发器官衰竭”。

宫本千代在《死亡登记册》上找到郁子的名字，编号“734-6103”，死亡日期标注为 10 月 14 日。

她想起郁子16 岁的年纪，想起她刻在车厢木板上的 “家乡” 二字，内心充满无力感。

当天下午维拉少校向所有管理人员下发《“特殊管理” 阶段性总结》，总结中写道：“剥夺身份、劳动管控、举报机制、医疗剥夺等措施已初见成效，战俘抵抗意识明显减弱，劳动效率基本达标，后续将继续优化管控手段，确保完成战时赔偿劳动任务。”

宫本千代看着总结报告，终于明白“特殊管理” 第二步的全貌：通过多维度的压迫手段，从身体到心理彻底摧毁战俘，让她们成为只会服从的劳动工具。

她摸出藏在鞋底的纸片，上面的家人地址已被磨损，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离开734 号劳改营，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10 月 17 日清晨集合号照常响起，女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前往劳动区。

宫本千代站在管理处办公室窗前，看着她们的身影在寒风中移动，远处的特殊劳动区传来斧头砍伐木材的声音，她知道“特殊管理” 的管控还在继续，更多的残酷还在等待着这些女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