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吴石最终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件事让人感到非常遗憾。他和“活阎王”谷正文之间的较量充满了暗潮涌动，但吴石一直表现得滴水不漏，没有任何明显的破绽。然而，他的身份暴露，其实是因为接受了同志的委托，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此外，当时针对台湾的情报工作，还存在一种过于乐观激进、麻痹大意的风气。

1949年11月，朱枫前往台湾，与吴石秘密会面，任务是搜集情报。她随身携带了两封信，一封是上级万景光给吴石的，另一封是给台工委书记蔡孝乾的。据所知，吴石和蔡孝乾虽然听说过对方，但在台湾岛上从未见过面，两人之间也没有直接联系。此次朱枫前往台湾，主要是为了与吴石取得联系并获取情报。如果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她不应该携带这两封信，也不应该轻易与蔡孝乾见面。一旦见面，吴石和蔡孝乾之间就会形成间接联系。这种联系不仅风险很大，还严重违反了纪律规定。

真实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

朱枫到台湾后，第一个遇到的人就是代号“老郑”的蔡孝乾。

在“三荣行”这家南北货店，蔡孝乾向朱枫透露，保密局正对南部某所学校传播的共产主义刊物《光明报》进行大规模搜捕，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泽民也因此被捕。鉴于当前局势紧张，他和一些同事正在积极准备撤离城市，隐居山林。与此同时，他的一位大陆亲戚在台湾居住变得非常困难，迫切希望尽快将她送出去。听说朱枫在警务部门工作，他希望能借助你的力量，帮她办理一张出境证，或者请“大舅”帮忙。

“大舅”是吴石给朱枫这次去台湾的任务中安排的秘密联系方式。

蔡孝乾提到的那个“内亲”，其实是他的小姨子，同时也是他的情妇——马雯鹃。

对于蔡孝乾的请求，朱枫按理说应该礼貌拒绝。但因为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她并没有这么做，反而痛快地答应了。

两个人见面后，聊了一会儿，就约定每周三在“建昌行”这个地方再次见面。在告别时，蔡孝乾向朱枫要了她女儿和女婿家的联系方式。朱枫这次去台湾是为了探望在那边的子女，所以她暂时住在女儿和女婿家。蔡孝乾然后拿了一张十元的台币，把电话号码写在上面。

一旦信息变得敏感和关键，就一定要牢记在心，这是地下斗争的基本准则。蔡孝乾的行为，显示了他在与敌对势力斗争时的态度是多么的疏忽和令人担忧。

第二天，朱枫和蔡孝乾见面后，很快就联系上了吴石。因为朱枫去台湾的理由是探望家人，为了避免让人起疑，吴石特意把他们后来见面和交换情报的地方定在了自己的家里。

在吴公馆的第二次聚会上，两人成功交换了情报。任务完成后，朱枫从蔡孝乾那里取出了照片和纸条，低声向吴石提出请求，希望吴次长能再帮个忙。她提到，“分店”里有一位名叫刘桂玲的女士急切地想回大陆，并希望能办理一张出境证。她询问吴次长是否可以托人帮忙办理。

吴石点了下头，表示同意。

从那以后，他们定了规矩：每个周六下午四点，朱枫都会去吴公馆，拿吴石提前准备好的秘密文件。

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正当朱枫即将完成所有任务，开始筹划回家时，突然发生了意外。

1950年1月底，朱枫按照约定来到“建昌行”，与蔡孝乾见面。没想到的是，蔡孝乾并没有亲自出现，而是让人递过来一张字条。

那张字条上的内容写得很详细。首先，字条以“陈太太”称呼，并在括号里加了代号“朱枫”。文中还提到了“老吴”，这是台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的暗号。字条中说老吴的生意亏了钱，这里的“亏钱”其实是暗示他被抓了。然后，字条指出现在市场行情不好，很难做推销。接着，字条说他自己要出去了，并明确告诉对方不用再等。另外，字条还急切地希望对方能尽快行动。最后，字条用“郑”署名，并在括号里补充了关于刘小姐的事情，告诉大舅不用再处理相关事宜，并表达了感谢。

朱枫收到蔡孝乾的紧急通知后，马上赶到吴公馆，和吴石讨论撤离台湾的事宜。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吴石曾为朱枫签发过一张《特别通行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朱枫在急匆匆前往舟山的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所谓的《特别通行证》，而是通过吴石夫人王碧奎的堂弟、空军方面的王参谋，由吴石最信任的助手聂曦亲自安排上了飞机。

朱枫在聚会时告诉吴石，关于刘小姐的事情，现在不用再采取什么行动了。

不过，朱枫这次的言论明显有些滞后了。在聂曦的帮助下，刘小姐的出境手续已经办妥，并且留下了足以致命的证据。

朱枫在舟山的旅行一切顺利。

在舟山，朱枫正准备乘船去上海，没想到却碰上了突然而来的追捕。

朱枫很快意识到，蔡孝乾可能出了问题。

1950年1月29日，谷正文在追捕蔡孝乾的过程中，蔡孝乾终于被捕了。谷正文在搜查蔡孝乾时，发现了一张伪造的身份证，上面是马雯鹃的照片。通过仔细比对假身份证上的照片，谷正文猜测马雯鹃可能已经逃亡了。于是，谷正文去警察局，搜集了所有申请出境者的照片，并一一进行比对。最终，他发现了一张名叫“刘桂玲”的年轻女子出境登记时的照片，与马雯鹃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

谷正文在检查刘桂玲的出入境证件时，发现她是以“军眷”的身份申请的。在关系栏里，赫然写着“刘永榘高参之女”的字样，她的目的地是“自台湾前往定海”。更让人注意的是，在申请文件的右上角，贴着一张代办人的名片，上面写着“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的名字；而刘小姐的住址则是“杭州南路某巷某号”。

谷正文迅速找到了真相，“刘永榘高参”其实是个不存在的人，“杭州南路”的地址现在被一个电力公司的招待所接管，已经成了空房子。要核实相关情况，唯一能办到的是受吴石委托来办理证件的“交际科长聂曦”。谷正文知道聂曦是吴石的得力助手，所以认为这正是吴石暴露出的关键漏洞。

首先，他自称是吴次长昔日的部下，常去吴次长的府邸拜访；其次，他称这张出境证是吴太太托他办理的；再者，他说自己不认识刘桂玲，因为需要将其作为军眷处理，所以他编造了“刘永榘”这个假名，并将地址写成吴次长以前的住址；最后，他提到拿到出境证后就交给吴太太了，至于其他事，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谷正文手段毒辣，在聂曦经过一番波折拿到口供后，他意识到现在动手对付吴石还太早，于是就把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请”到了保密局。

吴太太现在正待在保密局的审讯室里。她咬紧牙关，努力挺住，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保护自己的丈夫。可是在这种困境下，她不得不坦白，那张出境证是她帮香港的陈太太办的。

陈太太指的是姓陈的女士，通常是已婚女性的称呼。

蔡孝乾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但第一次被抓时，他却假装配合，实际上背叛了。在带领特务执行抓捕任务时，他找到了一丝机会，侥幸逃脱。然而，蔡孝乾逃脱后，仍没有改变大意的习惯，斗争意志非常薄弱，结果不久后他的行踪再次被发现，不幸落入了特务精心布置的陷阱。

蔡孝乾在第二次被抓不到一个星期，就选择了彻底背叛。

谷正文仔细检查了对方，找到了很多重要线索。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十元新台币，钞票背面角落里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谷正文要求蔡孝乾说明电话号码的来源。在心理压力极大的情况下，蔡孝乾只好承认说：“那是我联系的一个来自大陆的女干部给的电话号码。”

他追问道：“她叫什么名字？”

蔡孝乾说：“朱谌之是朱枫在台湾的化名，我们通常叫她‘陈太太’。”

陈女士现在在家里吗？

电话那头的人并没有察觉到其中的玄机，只是简单地回答道：“她两天前乘坐我们的军用飞机去了定海……”

谷正文得知“陈太太”朱枫已经逃到定海的消息后，就在舟山群岛一带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在那个时刻，朱枫距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却始终无法逃脱笼罩在身上的黑暗。

在第一次抓蔡孝乾时，谷正文在蔡孝乾的笔记本上看到了“吴次长”这三个字。吴石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但光凭这三个字，谷正文不敢对吴石采取任何行动。

自从蔡孝乾第二次被捕，随着陈太太身份之谜逐渐揭开，形势变得完全不同。谷正文心机深沉，为了顺利获取口供，他巧妙地麻痹并诱骗吴太太。他声称，在吴次长担任南京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期间，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科员，全靠吴次长的提携，才晋升至上校。他暗示，目前有人怀疑吴次长涉嫌问题，如果吴太太能透露吴次长与陈太太之间的真实关系，他定会竭力帮助吴次长，助其度过难关。

吴太太对陈太太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也没发现谷正文话语中的陷阱。因为对丈夫的无限爱护，她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细节，以为这个细节无害，实际上却非常危险——那就是吴石在家多次与陈太太见面和交谈。

拿到这份口供后，谷正文对吴石的情况和他与陈太太的关系有了大致的了解。在得到上级的同意后，他没有释放吴太太，而是直接带人去了吴公馆。

谷正文站在会客厅里，温和而坚定地解释，他深夜前来打扰吴先生，是因为吴先生太太的事情。上级有指示，必须由吴先生亲自前往才能妥善解决。听到勤务兵的通报，身穿睡衣的吴石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吴石站了起来，语气很平静地说：“好吧，我现在就出发。”

吴石说完话，转身走进房间，换上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这种军装便于行动，是军队的标准装备。接着，他轻声叫醒了隔壁那位年轻的女童，贴近她的耳朵，低声说些什么。这时，谷正文看到吴石正与女童小声交谈，就赶紧上前，要求吴石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要传达，应该光明正大地公开说出来，而不是这么私下里低声细语。

吴石对谷正文十分反感，转身上了客厅，坐下后，语气冷淡地说：“我绝对不会去，你能拿我怎样？”

谷正的态度非常坚定，他说道：“这件事是我们份内的责任，还请吴次长多多理解。如果阁下不参与，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想尽办法把任务完成。”

说完，谷正文转身走了，门外已经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吴石明白，抵抗也没用了，这时，两个小特务已经摆出要强行带走他的样子。

年幼的女儿学业有成，看到这一刻，她立刻从用来休息的房间跑出来，紧紧抓住父亲，哭得撕心裂肺的。

吴石轻抚着小女儿的头发，温柔地说：“学成，不用怕，等我走了，妈妈就会回来。在家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学习也要专心。”

话语一落，吴石身后的小女儿泪如雨下。紧接着，两声轻微的抽泣传来，那两名特务也紧随其后，一同坐进了黑色轿车的后排座位。此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