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延安的革命纪念馆内展示着一件与众不同的展品，它既不是英勇战士遗留下的物品，亦非革命历程中的寻常纪念品，而是一具马的标本，这匹马正是毛泽东曾经的坐骑——“小青马”。

该小青马身长及尾约1.87米，高度达到1.32米，相较于普通马匹，其体型并不显得雄伟，然而，它却是陪伴毛泽东度过革命生涯最终阶段的伙伴，极具历史纪念价值。

小青马作为毛泽东多年的坐骑，与主人之间发生了诸多逸事。其中一件事颇为有趣，某日，不明缘由之下，小青马竟将毛泽东从背上颠落，导致毛泽东手腕受伤，这一伤势使得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得知消息后，朱德迅速安排了一辆小轿车送予毛泽东，然而，却被毛泽东婉拒并请其离开。这其中缘由何在？为何毛泽东不愿领受朱德的一番美意呢？

【好意相送，惜遭婉拒】

在革命战争年代，骑马成为了将士们出行的主要方式，毛泽东同样遵循这一习惯。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主要代步工具为一匹小黄马。抵达延安之际，这匹小黄马不幸在凤凰山因故去世。鉴于毛泽东出行的需要，中共西北三局随即派遣人员前往定边、靖边、安边等地区，专为毛泽东挑选良驹，最终寻得并带回了一匹小青马与一匹小红马。

毛泽东的坐骑确定为小青马，而周恩来则获得了小红马。

据当时负责护送两匹马前往延安的乡亲所述，小青马与小红马均隶属于川马一族，尽管身形并不伟岸，却拥有矫健的四肢、迅捷的反应以及温顺的性情。负责验收这些马匹的贺清华，在亲身骑乘体验后，同样确认了乡亲们所描述的这些特质。然而，遗憾的是，小青马在后来的某个时刻不慎将毛泽东从背上颠落。

1937年之际，正值毛泽东引领中央机关入驻延安之时，他对新得的坐骑——小青马颇为称心，故而频繁骑乘小青马外出。

在一次前往枣园参加会议后返回的途中，小青马意外地受到了某种惊扰，变得异常焦躁，剧烈挣扎之下，不慎将毛泽东从马背上甩落。在摔倒的瞬间，毛泽东的手腕不幸受伤，这无疑给他的后续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在那个时期，延安作为革命的坚实后盾，确实已经拥有了汽车。知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鼎力支持，慷慨解囊，向中共中央捐赠了两辆福特牌汽车，以保障其交通出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辆汽车中，并无一辆是专门配备给毛泽东使用的。

在车辆初次抵达之时，有多个部门提议将其中一辆特别分配给毛泽东使用，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

毛泽东明确表示了他的坚定立场：“我不需要这辆车。”“在分配车辆时，必须综合考虑车辆的实际使用需求，同时也要兼顾年长同志的实际困难。”

然而，即便如此，仍有人执意要将车辆分配给毛泽东，这令毛泽东极为不悦：“步行又有何妨？步行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增进与群众的联系。一旦乘车出行，群众又如何能亲近我们？”

经过毛泽东的坚持，最终决定，将一辆汽车调配给主管军事事务的朱德使用，而另一辆则分配给了《延安五老》用于办公需要。

目前，毛泽东不慎扭伤了手腕，导致行动受到阻碍，面对这一情况，应如何解决？

得知毛泽东负伤的消息后，朱德与《五老》成员纷纷提出要让出自己的车辆供毛泽东乘坐。然而，对于这并不算严重的伤势，毛泽东并未放在心上，他坚决要求骑马返回，硬是将朱德与《五老》一一劝离。

然而，伤势恢复缓慢，工作却不容耽搁，手伤尚未痊愈之际，毛泽东仍需前往中央礼堂进行汇报。警卫员见状心急如焚，顾虑到路途颠簸可能会加剧主席的不适，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私下安排了汽车，并恳切地劝说毛泽东：“主席，您的胳膊受伤了，行动间难免感到疼痛，此番不如乘坐汽车前往，既节省时间又能减少体力消耗。”

毛泽东深知他们的善意，但仍坚持认为乘车并无必要，于是幽默地说：“我只是胳膊受了伤，并不影响行走，步行前往即可。”言罢，他便迈开大步向前走去，独自一人健步如飞地抵达了大礼堂。

在延安工作期间，毛泽东与林伯渠曾共同前往机场，迎接一批远道而至、意在考察的民主人士。彼时，已安排就绪，包括两辆吉普车及一辆卡车以供乘坐，原本预估座位绰绰有余，然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抵达机场之时，毛泽东方察觉来访者的实际规模超出了预期。待众人依次就座安排妥当，他进一步发现，两辆吉普车内已无一席之地可供乘坐。

面对此情此景，有人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座位让给毛泽东，转而自己去乘坐卡车，然而，毛泽东婉拒了这一好意。不顾众人的再三谦让，在警卫员的协助之下，他迅速而果断地跃上了卡车，与随行人员一同乘车返回。

出乎意料的是，事情接踵而至，刚行进不久，车辆竟突发故障无法前行。面对此景，毛泽东迅速作出决定，与战士们一同跃下卡车，亲身参与推车。这一幕恰巧被到访的客人目睹，他们深感震撼，无不赞叹毛泽东既体现民主作风，又极具决断力。《书名号》中的内容依旧引人深思。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依旧秉持着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这一作风并不仅限于革命时期。为了纠正党内存在的私自馈赠等不良现象，他特意将汪东兴召回中南海，着手对党内的不良风气进行了严格的整治。

【厉行节俭，以身作则】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国际交往与外交活动的日益频繁，毛泽东频繁地接收到众多国家赠予的礼品。针对这些礼品，不少人自然而然地假定它们应归毛泽东个人所有，然而，毛泽东本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他回应那劝他留下礼物的人道：“我无法保留这些物品，因为它们本是赠予国家主席的。若非身居此位，我亦不会收到这样的馈赠。同理，假使你成为了国家主席，亦会有人向你献上此类礼物。”

毛泽东的意图十分明确，他人赠送的礼品，实则意在表达对这一职位的敬意，他无权私自享用这些赠品。紧接着，他指示工作人员把所有外国赠送的礼物均进行详细登记，并纳入国库管理，从而使其成为国家的财产。

除了《书名号》中所提及的经典案例，我们还需深入探讨那些鲜为人知却极具启发性的实例。这些实例虽未广泛传播，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与宝贵的经验。它们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去珍视。通过细致剖析这些案例，我们能够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与智慧，进而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不仅是对过往经验的回顾，更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探索与预见。

毛泽东不仅在国家礼物的收受上坚持分文不取的原则，而且在日常外出工作时，他也始终秉持公事公办的态度，严格奉行节俭之道。

在毛泽东外出工作期间，无论是随行还是接待人员，均遵循公务规范进行筹备，其中不可避免会触及地方政府提供的无偿接待事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力求简约的原则，力求在外出工作的每个环节上，都尽可能减少对地方政府的负担。

他习惯于随身携带自己的日常用品，无论是大型的床品还是细微的牙膏牙刷，他都一应俱全地自行准备，至于用餐与住宿等其他开销，他也会一一支付相应的费用。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毛泽东身旁的工作人员都深刻铭记了两项原则：凡是在当地采购的首长所需物品，必须坚持银货交易，两不相欠；而对于任何免费提供的物品，则一律婉拒，绝不因任何缘由向当地提出索取要求，坚持原则，不为外物所动。

尽管毛泽东对自身要求极为严格，但仍不乏有人借其威名行不轨之事，从中谋取私利。《书名号》中的历史篇章，对此类狐假虎威、中饱私囊的行为亦有记载。

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意外获悉，其身边工作人员擅自接受了当地民众馈赠的茶叶、丝绸等地方特产，此事令他极为愤怒，他当即严厉斥责道：“你们简直置若罔闻，稍有挫折便心智迷乱，倘若你们真是如此，那还不如回到群众队伍中去。”

事后，毛泽东为防范私相授受现象重演，特意召见汪东兴至庐山，并郑重嘱托道：“你必须重返岗位，主持办公室工作。首要之务，便是整顿工作风气！”

当时，汪东兴正担任江西省副省长一职，听闻毛泽东的这番话后，他立刻领悟到了干部队伍中不良风气亟需得到整治的重要性。因此，没过多久，汪东兴便重返《中南海》。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汪东兴最终掌握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存在的问题详情，为了全面整顿工作作风，他果断采取了人员调整措施；同时，毛泽东也对身边工作人员存在的问题采取了处罚手段，所有工作人员收取的土特产，均由他亲自估价并进行赔偿，所需费用直接从他的稿费里划扣......

经过这一事件，毛泽东周围的人对私自取用群众物品的行为有了深刻的警醒，此后均严守纪律，工作作风亦逐步回归正轨。

毛泽东曾如此表达他对工作的态度：“尽管中国并不缺少我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之需，然而，倘若我放纵自我，不加节制地享受，那么下面的省长、部长势必会上行下效，如此一来，国家又怎能得到有效治理呢？”

毛泽东在工作上秉持清正廉洁的原则，公私界限清晰，从不侵占群众丝毫财物，也不损害群众一丝利益，这构成了他独特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同样展现出勤俭朴素的生活态度。

吴连登，曾担任毛泽东家12年的生活管理员，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管理主席家的事务，既容易又不易。主席从不过问钱财之事，然而必要之处又必须开销……”他所要表达的是，在既想妥善处理好主席家事务又想保持节俭之间，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而毛泽东的节俭习惯，从其日常的吃穿用度中便可见一斑。

【勤俭节约，生活朴素】

新中国成立以前，民众的生活水准相对较低，在彼时，清洁用品大多依赖于当地资源的利用。

在乡村地区，日常所用的牙膏替代品是由稻壳灰精心制作而成的。彼时，民众会收集起稻谷脱粒后的稻壳，经过清洗与晾干程序后，再将其焚烧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这便是能够媲美现代牙膏的“牙粉”。此类牙粉内含二氧化硅、钠、钾、钙等多种成分，具备一定的牙齿清洁功效，而毛泽东自小便习惯于使用这样的牙粉。

建国以来，随着国家的发展，民众的生活质量稳步提升，牙膏逐渐成为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日用品。然而，毛泽东却始终保持着使用牙粉的习惯。某日，卫士李银桥目睹此景，深感不妥，遂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时下众人皆已改用牙膏，您是否也考虑换用牙膏，而非继续使用牙粉呢？”

毛泽东微笑着言道：“民众使用牙膏实乃益事，此产品的诞生正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唯有如此，经济方能蓬勃发展。然而，我早已习惯了使用牙粉，自延安时期起，我便以牙粉洁齿，至今难以更改此习惯。”“待到全国民众皆普及牙膏之时，我再行使用亦不为迟。”

毛泽东不仅在牙膏方面选择使用牙粉而非传统牙膏，还在其他生活用品的选用上严格遵循了节俭的原则，即能节省则节省，能继续使用则继续使用。

在他的洗漱台上，始终陈列着一块肥皂，然而其被使用的频率却极低。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习惯于使用清水洁面，当被询问为何不使用肥皂等清洁产品时，他总会回答道：“清水洗脸同样能达到清洁的目的，何必非要使用香皂呢？”

毛泽东仅在毛笔墨水不慎沾染手部，且无法避免之时，方会选择使用肥皂清洁双手。此时，他极为节俭，每次仅用微量，以至于一块肥皂能够历经长久才被消耗殆尽。

在着装选择上，毛泽东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节俭智慧，他倡导并实施了一种“新衣穿三年，旧衣再三年，缝补之后又可延三年”的穿衣理念，堪称《穿衣奇迹》。

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内，展示着一件毛泽东曾使用过的睡衣，其上精心缝制了七十三处补丁。

这是一件由木薯棉制成的睡衣，制作于上世纪50年代。在春秋两季，毛泽东时常穿着它。然而，步入60年代后，这件睡衣因长期使用而逐渐显得破旧，领口与袖口等处均出现了明显的磨损迹象。起初，工作人员尚能通过细致的缝补来延长其使用寿命。

随后，情况愈发难以维持，工作人员便向毛泽东提出请求，希望能为主席更换一件新衣，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他的婉拒。

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春秋悄然逝去，那件睡衣逐渐变得脆弱不堪。以至于在工作人员进行清洗时，都需谨慎行事，不敢稍加蛮力。他们只能先将其浸泡，再轻柔地揉搓，唯恐稍有疏忽便会导致其破损。

1971年终于到来，这件睡衣已脆弱至极，轻轻一扯便有撕裂大洞的风险，毛泽东这才点头应允更换。历经长达21载春秋的更迭，这件睡衣早已被无数补丁覆盖得难以辨认原貌，变成了一件由各处布料拼凑而成的《百衲衣》......

毛泽东以身作则，其朴素简约的生活方式，对家中的工作人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桩桩实例，一件件往事，无不彰显着这一点。

在日常饮食安排上，他的餐标固定为四菜一汤的组合：一道荤菜，一道半荤半素的菜肴，一道纯素菜，以及一份汤品。他对菜品的种类并不挑剔，唯独在主食方面，对粗粮情有独钟。即便工作人员出于好意提议为他增添菜品，他也总是礼貌地予以谢绝。

管家吴连登深知其对鱼头的偏爱，因此，每当中南海进行捕鱼活动时，他总是提前守候在旁，精心挑选一条大鱼，特意保留鱼头部分，而将其余鱼身转售给食堂。这种做法不仅满足了主席的饮食喜好，还有效节省了开支，真正实现了两全其美。

毛泽东在日常生活开销上力求节俭，于吃穿用度皆能省则省；然而，在读书看报这一领域，他却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慷慨。

在毛泽东所遗留下的物品中，包含了一本自1952年起便开始记录的生活账目簿，该账簿详尽地列出了家庭的各种支出，无论是修理手表腕带的细微费用，还是宴请宾客用餐的较大开销，每一笔都记录得清楚且有条理。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其中购买书籍的费用占据了相当的分量。

在吴连登担任管家长达12年的岁月里，他共计投入了8000元用于购书，真正做到了将钱用在关键之处，这一理念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结语】

从硝烟弥漫到民众生活安宁富足，岁月在毛泽东的身上镌刻了印记，却未能动摇他那高尚且坚实的道德情操以及始终为人民谋福祉的初衷。

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便是我们民族沿袭至今的卓越品质，诸如毛泽东，以及后续的白崇礼、焦裕禄等人民楷模，均以节约为民的光辉事迹为世人所称颂。尽管时下我们的生活水平已迈过温饱线，但这份传统美德仍需我们铭记于心，才不枉费先辈们的卓越贡献。

陈新征与夏佑新在《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刊上发表文章，题为《从生活账探究毛泽东的消费观念》。该文通过分析毛泽东的生活账目，深入剖析了其消费观念，页码范围为35至38页。

陈新征在《从遗物看毛泽东的衣着观》一文中，深入探讨了毛泽东的衣着观念，该文章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61期。